墨家學說興起之背景及墨子學說之大要
墨家學說興起之背景及墨子學說之大要
墨家學說興起之背景及墨子學說之大要
墨子魯國人，生當孔子之後，是一位主張言行合一的哲學家、科學家及熱心救世的實行家，創立墨家學派，墨家的組織最為嚴密，有其絕對權威的領袖，更有自已的法律，而救世的宗旨甚為明碓，故信徒遍於天下。其學說，在戰國時代，盛行了二百多年，與儒家並稱「顯學」。
墨家學說的興起，有其個人的學術背景與政治環境所促成。就個人學術背景而言，可說是「儒家的反動」。墨子曾在魯國「習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。」因此，他的思想受儒家的影響很。大墨子書中引詩、書處不少。《淮南子要略》稱墨子：「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，厚葬靡財而貧民，久服傷生而害事，故背周道而用夏政。」因此，傅斯年《撰戰國百家子論》稱墨家「出於向儒者以反動」，說「墨與儒者同類而異宗，但墨家比儒者更有組織的，而又能吸收士大夫以下的平民。」故墨子可說是站在平民立場而立論，提出「尚賢」、「尊禹」的主張，也是出於孔子之教，基本精神仍有相同之處，出於「儒者之反動」，大體而言，是對的。
同時，墨子之學，也受宋人的影響。春秋戰國時代，宋人以愚見稱。諸子書宋中，言及愚人，常以宋人為代表。大概宋人富宗教性，心術質直。墨子既一生時間多在宋，自然染有宋人之風，而形成富於宗教性的墨家。
再就政治環境之變遷而言 墨子生於周室威權墜地，政治機能喪失的時代，諸侯爭併，君臣、天子間相互殘殺，時有發生，墨子目睹時艱，勞心苦思，重利、尚實用、祟節儉的實用主義，是受時世的影響。《魯問篇》載墨子曰：「凡入國，必擇務而從事焉：國家昏亂，則語之尚賢；國家貧，則語之節用、節葬；國家喜音湛緬，則語之非樂、非命；國家淫僻無禮，則語之尊天事鬼；國家務奪侵凌，則語之兼愛、非攻。」語之詳矣。
墨家學說分為兼愛、非攻、尚賢、尚同、節用、節葬、非樂、天志、明鬼、非命十大綱領，而又以兼愛為學說的中心思想基本概念，墨子認為天下之大患，在於人之自私而不相愛，所以提出「兼相愛，交相利」的原則，作為興利除害的藥方，要人捐棄成見，視人之國，若是己國；視人之家，若視己家，惟有如此，才能免除天下的禍亂，以達於天下之利。故曰：「天下兼相愛則治，交相惡亂。」
天下之大利，在於人的兼愛；天下下之大害，在於人的久爭。所以墨子從兼愛，衍出非攻的理論。他目睹戰國造成「易子而食，折骨而炊的慘劇，故認為攻國最為不義，而消弭殘酷的戰爭，就應該非攻。」天下人無論如何高談仁義道德，若不有「非攻」，便是「明小物而不明大物」了。
墨子的非命論，也與兼愛思想相呼應，反對當時人普遍思想：「命富則富，命貧則貧???命壽則壽，命夭則夭」的迷信。認為假如人人都深信「命定說」，便無人肯努力做事，如此則不能兼相愛了。故「命」是「暴人之道」人世間一切罪惡的籍口。同時，墨家「非命」也有反對儒家「安命」見解而發的曰：「儒以命為有，貧富夭壽，治亂安危有極矣，不可損益也。為上者行之必不聽治矣；為下者行之，必不從事矣，此足以喪天下。」
墨子的尚賢論是兼愛思想更高境界的發揮。天子於不義之人，不使他富貴親近，「不義不富，不義不貴，不義不親，不義不近」，天子命官，要「聽其言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」，「不肖者抑而廢之，貧而殘之，以為徒後。」如此，則「官無常貴，民無終殘」，「民皆勸其實，喪其罰，相率而為賢者」，而賢者當政，可以「為善者勸，為暴者沮」，「飢者得食，寒者得衣，亂者得治」，兼愛的理想境界，至此已可達到。
墨子的尚同論，是兼愛思想中的神秒境界，是維繫國家一統的基本概念。墨子認為天下的大亂是非概念的不統一，亦是一因。因此提出了尚同與天志的觀念來統一是非。而「天道」是統一的，故提出「尚同於天」的思想，而天子是「賢良賢知，辨慧之人」，於施政上須同於天，如不上同於天，天便降以「寒熱不常，雪霜雨露不時，五穀不熟，六畜不遂，疾菑戾疫，飄風苦雨」的懲罰。「尚同」同時又是墨子主
「尚同」於天，而天則有志，墨子的天志論更一種神祕的宗教主義，以天志作為宇宙的最後原則。「天志」具體而言，即是「兼愛」，「天欲人之相愛相利，而不欲人之相惡相賊」，由是君主施政，以兼相愛、交相利發布令於天下，則天下人便非兼相愛、交相利不可，由是而天下紛爭平息，人民生活安定，以乎「天欲」。
所以說，墨子學說，充份貫注「兼愛」思想，兼愛是墨子的基本概念；而另一方面，墨子曾「學儒者之業，受孔子之術」《淮南子要略》，但不滿意儒家的繁文縟節及厚葬浪費，由是而創出反儒的思想，包括下列各端：
以節用言，儒家雖反對過分的享受，但不反對水準的生活，而墨子則認為人類的生活，只要維持一個最低限度的生活標準，過此限度則是「暴奪人衣食財」，因此，反對那些無益於廣大民生的金錢浪費，故主張絕對節用，惡衣粗食。凡日常所需，無論飲食衣服、宮室、器用等都必須加以節制，所以墨子說：「凡足以奉給民用則止。」如不加以節用，足「使民嫁娶失時」，「凍餒者不可勝也」。
以節葬言，儒家提倡「孝道」，主張「厚葬久喪」；而墨子則主張「薄葬短喪」，認為當時王公大人厚葬久喪，太過奢侈浪費，勞民傷財，且久喪是以殘害身體，百業廢弛，曰：「厚葬久喪，重為棺槨，多為衣衾，送死若徙，三年哭泣，扶而後起，扙而後行，耳無聞，目無見」，「使為上者行此，則不能聽治；使下行者行此，則不能從事」；「上下聽治，刑政必亂，下不從事，衣食之財必不足」，「此足以喪天下」。由是主張棺三尺，衣三領，守喪三月即可。
以明鬼言，儒家罕談天道，對鬼神亦抱同樣的態度，敬鬼神而遠之；墨子則確信有鬼神的存在，認為鬼神能賞善罰惡，統治君民，故極力提倡祟拜鬼神，曰：「今若使天下之人，偕若信鬼神之能賞賢而罰暴，則乎天下亂哉？」 由是而攻擊「儒以天為不明，鬼為不神，天鬼不說，此足以喪天下。」
以非樂言，儒家提倡音樂，僅反對其低劣者；墨子主張禁絕所有的音樂，認為「儒者弦歌鼓舞，習為聲樂，此足以喪天下。」
總之，墨子的宗旨在「求與天下之大利，除天下之大害」，站在平民的立場而立論，與孔子所提倡的禮治主義不盡相同，孔子欲藉倫理道德來拯救當時已逐漸混亂的社會，賦予傳統禮樂內在理性的基礎，故墨子的立論，雖反對儒家，但基本精神上又往往一致。因此，韓愈即以為墨氏之言與聖賢同指，而力主孔墨必相為用了。
